（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很多未知的东西正在做某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需要警惕”
因为晨间有写作安排，我和张丹丹的采访约在上午10点。当晚她需要给项目合作方提交一份三万字的结题报告。作为北大国发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她的日程常常严丝合缝，只有早晚能挤出些时间“写自己的东西”。
这次的项目合作方是国内某头部外卖平台。她坦诚地梳理着背后的逻辑，“中国可能是灵活就业人员占比最高的国家，大国才能有大平台，大平台才能促进这种新业态滚雪球般壮大。而大平台积累的数据也可为研究提供素材，利用这些数据我们可以进行开创性的研究，从而推动中国劳动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
这次采访前不久，我与《优秀的绵羊》作者威廉·德雷谢维奇有过一场对话。后者向我回忆起青年时在学术职业发展道路上的价值迷茫。这位前耶鲁大学助理教授最终离开了学术界，成为一名作家。十年过去，在非升即走、长聘压力和绩效考核的重重裹挟下，许多青年教师对如何坚持好奇心和自主性的困惑仍然突出。在我的预设中，张丹丹的履历足够亮眼，她的学术发展路径或许可以提供某种回答。
张丹丹将自己定义为一名“非典型学者”。
2012年，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张丹丹加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任助理教授。那时，为了进行自主的数据收集工作，国内多家高校在筹办调查研究中心。北大、清华和人大都成立了类似的机构，以量化社会科学为核心领域，研究方向涵盖社会分层、人口变迁、社会治理等主题，注重通过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和数据分析，为中国社会问题提供政策依据。
彼时国内具备长期社会调研经历的学者并不多。张丹丹本科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人口学，硕士阶段在社科院研究生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老师等进行中国劳动经济方面的研究。2001年，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发起了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项目的首轮调查。此后，项目组每年都会出一本《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绿皮书》，以观察和追踪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迁。
当时的中国正值关键的经济转型期：始于1990年代中后期的国企改革掀起“下岗潮”，团队要关注转轨期的流动人口与城市贫困，探讨社会保障优先次序与瞄准机制；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开始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团队要观察劳动力市场冲击与居民就业、生活、人力资本投资变化，预测加入WTO对就业的长期、近期影响……作为项目组成员，张丹丹需要在基层接触各类劳动者，收集一手资料再做研究。
2005年起，她继续攻读博士，师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与商学院研究院孟昕教授。随后，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了后者发起的“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该调查旨在记录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以及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并理解现行制度对流动人口及其家庭的影响。此后，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群体，便成为张丹丹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之一。
在北大任职后不久，张丹丹获得了一个难得的研究机会——在南方某沿海城市的监狱，就“留守儿童与犯罪”展开抽样调查。张丹丹的博士论文曾有一章专门研究农民工犯罪。这次调研给了她从宏观到个体的纵深窗口。
然而，这个让她非常兴奋的机会最初并不被外界看好。理由很现实，根据当时的评聘制度，新入职的教师须在6-8年预聘期内达成既定数量和质量的科研绩效指标，方可获评长聘教职。相比开“新坑”重新“挖矿”并承受“是否真有矿”的不确定性，常规路径是将博士论文完善后发表。此外，风险还体现在研究经费上。新入职的年轻学者经费有限，为了凑齐调研资金，张丹丹将安家费、科研启动费、个人储蓄全数投入，与合作者凑了大几十万元，项目才终于启动。
2013年夏天，她在那所监狱前前后后待了四个多月，完成了两千余名服刑人员的问卷和访谈，其中17%的被访人员有留守儿童背景。她的研究发现，有留守成长背景的流动人口因成长阶段存在父母关爱和社会价值观培养缺失、教育受阻以及性格偏差等因素，成年后犯罪的可能性会显著增加。研究呼吁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关注留守儿童数量增长给社会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因为每个人都会承担其后果。”
除了那些写进论文的访谈对象，让她至今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旁观者”。当时，调研活动通常被狱方安排在监区内的培训中心阶梯教室进行。每次活动结束，都会有一个四十来岁的“文身大哥”过来打扫。他也是服刑人员，但并不在抽调名单中。直到有一天，这个“看起来挺凶”的“文身大哥”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开了口。闲聊几句后，他突然发问，“你们是怎么看待我们这类人，是不是特看不起我们啊？”张丹丹连忙否认，她对此有些难过，但这样的瞬间足够真实。作为研究者，对研究群体处境的浸润与研究本身需要的抽离同样重要。
“对我来说，学术从来不只是一份工作。面临生存压力我们需要无时无刻不考虑发文章、申请课题等‘KPI’……但是我决定做一项研究一定是好奇心把我推到了那里。”从功利的角度，这种选择当然有风险，但好奇与真诚自有其力量。“人是无法逃离你所生活的时代的，无论是制度变化、文化冲击还是技术变革，它总会以各种方式对你的人生施加影响。但那些困惑怎么办？你总得找方式去看清、去疏解，甚至去治愈。我不是小说家，也不是音乐家，经济学研究就是我跟世界对话的方式。”
2016年6月10日，张丹丹（右二）和团队完成监狱调研后合影（受访者提供/图）
“如果不曾深入了解对方的处境，就很难理解他人”
南方人物周刊：你最近的研究对象是外卖骑手。
张丹丹：对。2024年下半年，我的团队承接了某头部外卖平台关于外卖骑手行为选择的研究项目。外卖骑手属于灵活就业人员。与常规就业不同，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选择自己的劳动时间。工作灵活性提升的同时，也要求他们管理好自己的工作时间和节奏。比如他们需要决定什么时候上工、收工，什么时候休息、复工，要不要连着干；又比如遭遇恶劣天气（意味着单价上浮），或者收到差评、被无故取消、餐厅卡餐等（意味着收入出现短期波动），他们会如何调整……外卖员做这类决策需要考虑很多变量。通过平台数据结合在线调查，我们希望去理解灵活就业者是如何决定劳动供给的。
前段时间我和学生点外卖，在多家平台比价后，选了价格最实惠的那个下单。不久后便接到骑手来电，他说这家店出餐太慢（注：因为日料需要现场制作，出餐时间通常比快餐店长），因为他后面还有别的订单没法继续等了，试探性地询问我们能否取消。餐厅离学校不远，我们便提出自行取餐，还提前点了“已收到”。那位骑手特别感谢我们，反而是餐厅的老板好奇我们为什么不投诉骑手。
其实正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个群体的研究，能体会到“超时免单”等消费者福利实则是通过算法将压力转嫁给骑手，使其处于高压环境，人就容易急躁和不耐烦。如果不曾深入了解对方的处境，就很难理解他人。
南方人物周刊：骑手如何实时动态调整自己的接单和配送策略？比如有骑手提到，同样时间不同区域，单量也不一样。一下接多个单，就要判断哪个餐厅、哪个菜出餐快，为避免耽误送其他单的时间，出餐慢的单子会放到最后取。
张丹丹：据我们的调研，骑手中的“单王”通常出在“众包”和“优选/乐跑”里，他们是骑手中“最卷”的，很多“优选/乐跑”骑手会从午高峰不间断地跑到晚高峰，几乎不休息。与“专送”（注：专送骑手通常会与承包商签订劳务合同，有底薪，收入较为稳定，需要接受站点的排班和调度，是外卖平台基本的运力保证）不同，“众包”（注：可根据自己的时间“抢单”，无需按时上下线，没有严格的考勤要求，不享有相应的福利待遇）和“优选/乐跑”（注：灵活性介于“专送”和“众包”之间，有适度约束）骑手可以自己抢单，不想接的订单可以转（但是有次数限制）。有的骑手个人算力很强，他知道什么时候跑、在哪里跑、如何跑收益最高。
调研发现，骑手跑单强度存在两极分化，尽管“专送”和“优选”骑手占比不足一半，但贡献了80%的外卖运力，而“普通众包”骑手对整体运力贡献较小。此外，骑手中六成有兼职工作，其中20%同时在两大外卖平台接单，15%在制造业就业，其他兼职涉及餐饮、零售、建筑等行业。外卖行业整体流动性较高，36%的骑手入行不足半年，一半的骑手入行不到一年，不到1/3计划半年内离职。
我们随机抽取了将近1000个外卖骑手四周内的全部跑单行为，去分析他们在一段时间内的跑单行为，获取影响其平台劳动供给行为的因素。我们发现了明显的性别差异，从整体看国内的骑手是很“卷”的，他们善于根据非可预测的收入冲击实时调整劳动行为，以最大化自己的收入。
从平台角度、匹配效率、成本控制等商业逻辑之外，他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更好地理解骑手的行为逻辑，以制定更能反映骑手诉求的算法。
南方人物周刊：你一直关注零工经济，骑手群体跟此前你研究的其他零工群体有何不同？
张丹丹：灵活就业越来越普遍，但不同平台的零工从业者差别还是挺大的。从我们的调研数据来看，外卖骑手群体男性占比约95%，年龄集中在35岁左右，多为已婚人士，虽然该群体中城镇户籍人员占比相对较高，但约七成仍为农民工出身。制造业从业者则整体更年轻，年龄多在25至35岁，农民工占比接近90%。网约车司机群体年龄段则集中在40岁以上。
整体来看，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流动呈现出一定的梯度特征：二十多岁进厂，三十多岁跑外卖，四十多岁跑滴滴。这些零工职业群体内部也存在较强的同质性。比如外卖骑手与网约车司机的整体教育水平普遍高于制造业工人，网约车司机中负债群体的占比较高。
我们也关注了骑手群体中的性别差异。尽管女性骑手数量逐年上升，但占比仍较少。在我们随机抽取的样本中，女性骑手占约5%，各城市情况略有差异，但普遍不超过10%。常规就业领域的性别差异研究已十分丰富，我们也想了解在灵活就业中，弹性工时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职业参与和发展中的性别差异。然而从调研数据来看，女性骑手的工作时段多集中在白天，跑得很像“专送”骑手；而男性骑手基本全天接单，晚间配送频率也较高。除了夜间安全问题，也因为女性骑手仍需承担主要的家庭照料责任。
2024年9月12日，张丹丹和团队成员在北京某外卖站点进行外卖员访谈（受访者提供/图）
“如果本人或企业没有上缴意愿，政府补贴也无从发放”
南方人物周刊：今年以来，京东、美团、饿了么等平台先后宣布将逐步为其外卖骑手缴纳养老保险等社保方案。你的研究是否涉及这一行业变化？
张丹丹：是的。2024年年底，我们就曾抽取了某头部外卖平台的三万余名骑手进行调研。其中四分之一的骑手对自身参与社保情况了解甚少，甚至并不关心。对高收入骑手来说，若需按照现行比例缴纳社保，他们实际到手的收入会大幅降低，因而对参保有抵触情绪；低收入骑手同样对社保这类长期保障兴趣不高，他们更倾向于先保障眼前生活。
南方人物周刊：我们在5月随机采访了几位骑手，他们对缴纳社保的态度大多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对工资影响太多，宁愿不交”，“以后有没有养老金领太遥远，过好当下再说。”此外回到消费端，即便是支持保障骑手权益的消费者，也未必愿意分摊因此增加的外卖成本。
张丹丹：很多人站在不同的视角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认识。有些人可能刷新闻时会关心外卖骑手的权益，可一旦点的餐送慢了些，也会去投诉。相较于消费者、平台、商家，外卖骑手是这条生态链中最弱势的一环，他们能左右的东西太少了。我接触到的外卖骑手甚至会用“棋子”来形容自己。
按照中国的《社保法》，“灵活”的就业模式与社保福利本身就是不兼容的，企业职工社保（即“五险一金”）是与劳动合同绑定的，是强制上缴的；2023年后出台的“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则是由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纳，目前也只有养老保障一项。
另外的“新职伤”（注：即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是人社部门针对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推出的“工伤保险”。与传统的商业意外险不同，“新职伤”保障无需骑手个人承担费用，全部由平台出资，且不区分全职与兼职身份）目前在7-9个大平台和7个省试点，2025年扩大到17个省，这个是由指定的7-9个用工平台缴纳，是强制缴纳的，但是费率较低，保障力度比较大。两者不能兼容，主要的问题是灵活就业的社保责任主体的认定不清晰，如果只要在平台上接单都是平台的骑手，平台都签署劳动合同并缴纳“五险一金”社保，那么巨大的成本是平台难以支付的。所以在执行层面，必须综合考虑骑手的参保意愿、平台缴费成本，以及骑手收入波动大、职业流动性强等客观因素。
南方人物周刊：2025年4月起，美团在福建泉州和江苏南通两城区推行了骑手养老保险试点：对当月收入达到就业地相关缴费基数下限，且近6个月有3个月满足该条件的骑手，美团以相关缴费基数为基准，补贴50%的费用。同时，考虑到部分骑手对现金流有较强需求，该方案允许骑手选择更长的缴费周期，也支持骑手自主选择在户籍地或就业地参保缴费获补。美团是在“五险一金”外做的探索。
张丹丹：是的。因为现阶段外卖骑手规模相差巨大，目前京东与美团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线。京东是与全职骑手签订劳动合同，缴纳“五险一金”，但实际覆盖范围可能比较有限。长远看，如果京东保持这种缴纳方式，其全职骑手的规模大概率会控制在较小规模（注：京东官方数据显示，截至3月，签署正式劳动合同的外卖全职骑手在1万名左右）。美团（注：美团此前披露的数据显示，该平台累计注册骑手超过700万人，2024年美团月均有单骑手达到336万）则走的“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渠道。按照现有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主选择要不要缴纳社保，且通常只能缴纳养老保险，费用需由个人全额承担（不强制平台支付）。美团在上述试点的做法就是为符合要求且愿意缴纳养老保险的骑手提供50%的社保补贴。
南方人物周刊：国外有可供参考的经验么？
张丹丹：中国是全球灵活就业领域研究的领导者。其他国家可能研究启动比较早，但数据规模有限。十年前，海外学者的研究对象主要是Uber。一些欧洲和新加坡的学者也会研究当地外卖行业的灵活就业情况。但无论是欧洲还是新加坡，通常在骑手规模达到5万左右，本地的外卖企业就开始启动社保缴纳，由此产生的成本压力客观上抑制了其进一步的规模扩张。中国企业的发展路径完全不同。国内的外卖平台起步都是通过代理商或加盟商把责任下放，骑手多了，运力保证了，老百姓的单量也就越来越多。中国的市场体量足够撑起巨头平台，也就创造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外卖市场。
南方人物周刊：其实这个问题也不只存在于外卖骑手群体。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4年，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超过2.4亿人，但因收入不稳定，缴费基数连年上涨，参保所要支付的成本高（注：与企业职工仅需承担社保的个人部分不同，灵活就业人员需个人承担100%的社保费用），实际参保比例较低。要保障和支持灵活就业人群参保，实现“全民参保计划”，仍有诸多挑战。
张丹丹：最近我在一场会议上听到某地方的基层工作人员的分享。该地是外来灵活就业人员集中区域，很多灵活就业人员都是同时打几份零工。那位工作人员就给我们算账，这类打工者的社保该如何算，因政策复杂性高，算到最后，现场所有人的脑袋都要炸了。为提升社保参保率，当地有针对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人员的社保补贴政策。如果一个人打三份零工，理论上这三份工作的社保，政府都会给到对应的补贴，但如果本人或企业没有上缴意愿，政府补贴也无从发放。这一类属于我国社保体系中的“补充”保险系列，由各地方政府灵活掌握，大家可以有不同的尝试。
2023年9月，张丹丹和研究团队在昆山调研零工市场。图为早上5点多的零工市场（受访者提供/图）
“市场的技能需求是一直在变化的，AI只是一种新的变量”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苏州昆山围绕制造业零工化趋势做了近三年的调研，发现在智能化背景下，企业越是使用新技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越可能从事零工。
张丹丹：是的。2013年国家发布了《劳务派遣暂行规定》，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的数量，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10%。虽然10%是个制度性红线，但实际上企业总会想一些办法来规避这种约束。所以，公开数据对制造业的零工化很大程度上存在低估。根据大量实地调研数据，我们可以推算出，当前制造业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用工是零工。
因为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比较优势，制造业产能在提升。这里容易误解的是，在数智化背景下，机器人数量在上升，人工数量在下降，但实际上现阶段制造业的用工需求依然很大。制造业产能的扩张会放大用工需求，但放大的需求主要集中在那些机器暂时无法覆盖的精细化的低技能环节。因为机器暂时还替代不了人类手指的灵活度，我们会看到制造业工厂、电子厂里，工人每天十几个小时都在完成重复性的打螺丝、装配工作。
所以随着技术进步，规则性、程序化工作会被广泛替代。市场对极高技能和极低技能职业的需求在增加，而对中间技能水平职业的需求则在减少。这就导致部分原本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应从事中等技能的劳动力，也只能从事一些低技能重复性强的制造业一线蓝领工作。这也意味着，在智能化背景下，企业越是使用新技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越可能从事零工。人们可能不得不思考：该如何根据技术进步对人才需求的趋势和市场的需求引导教育的发展，在智能化大背景下如何做好教育的适配性。
南方人物周刊：有一种观点是，在AI Agent(有能力主动思考和行动的智能体)时代最大的挑战不是“你还能做什么”，而是“你是否能被AI系统有效调用”？一个人如果无法准确描述自己在AI系统中创造的价值（你是意图的提出者？流程的组织者？还是反馈的评估人？），系统就会把你边缘化。在这种技术主导的体系下，“劳动”与“价值”的概念正在被重构。在一些人的想象中，未来人将成为系统的“认知接口”，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岗位角色。这其实延续了过去我们在平台零工经济中看到的趋势：人被“拆解”为功能性的、标准化的组件。你怎么看AI时代，“劳动”概念的演变？我们要如何把握住“定义自己”的能力？
张丹丹：其实市场的技能需求是一直在变化的，AI只是一种新的变量而已。我们最近的研究关注到了不同职业的AI大语言模型暴露度。我们随机抽取了智联招聘提供的2018年1月到2024年5月的125万条招聘大数据（包括招聘广告中列出的岗位职责、岗位需要的技能等），用深度学习的方法O＊Net（注：O＊Net是美国劳工部提供的一个在线公开且实时更新的指标体系，它将一千多个职业细分为约2万个任务、3万个技能，以及两千多个详细工作活动中的3万个不同技能）进行匹配，然后汇总到职业层面，分析各职业的技能需求变化情况。
我们发现在AI大语言模型时代，虽然从整体上看有些技能仍然被需要，但需求量在下降。这些需求包括沟通能力、学习能力、情绪智力、适应能力和思维能力等。其中需求下降最快的是“沟通能力”。原因可能在于AI大语言模型的沟通能力非常出色，特别是在职场上，如果你给老板写邮件、讨论问题，使用AI大语言模型大概率会比你自己完成得更出色，所以用人单位对这方面的需求会下降。还有“学习能力”，AI大语言模型的学习能力非常强，它可以辅助使用者完成学习方面的跃升。在情绪智力，也就是情商方面，AI大语言模型同样表现得很好。
不过有降就有升。用人单位对包括专业性、管理能力、自我驱动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协调合作能力等的要求在上升。这是因为AI大语言模型在辅助完成具体工作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幻觉”。以医疗领域为例，AI大语言模型虽然可以提出诊断建议，但非常需要专业人士来判断是否可以接受这一辅助判断。
另外，关于“自主性”，也就是你提到的“定义自己”的能力。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企业确实正在大量使用AI大语言模型来替代部分人工。但从另一个角度看，AI大语言模型如今更多还是作为我们的助手。通过管理它、利用它，充分发挥主动性，我们就可以更高效地完成工作。当然，我们的主动性也体现在不断根据职业、行业、技术等的变化调整和完善自己的技能。
我们这一代人正处于这样一个受到冲击的时代，不确定性极大。我的研究也在不断跟进技术进步的步伐，想把技术进步的影响看得更清晰。但真实的结果是什么样的，现在还是未知。很多未知的东西正在做某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需要警惕。
（参考资料：一席yixi《如果AI能创造足够的资源，那工作还是必须的吗？》）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陈洋
责编 陈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