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金万里”特展上的驯马场面铜贮贝器。
8月11日，宁波博物馆举办的“吉金万里——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特展”入选“中博热搜榜”十大热搜展览，成为全国文博爱好者的焦点。
这场备受瞩目的展览，汇聚了西南地区17家文博单位的165件（套）文物精品，全方位展现了商代至汉代中国西南地区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
在众多展品中，来自云南、贵州、广西地区的青铜器以其独特的造型、精湛的工艺和浓郁的地域风格，成为展览中引人注目的篇章。尤其是古滇国的青铜器，以其写实的艺术表现力和独特的“狞厉之美”，被誉为“青铜铸就的无声史书”。而它们与三星堆文明的微妙联系，更引发了观众对西南地区早期文明交流的无限遐想。
展览现场。
古滇国青铜文明——西南边陲的“无声史书”
滇文化是战国中后期至西汉末以滇池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一支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其范围东至曲靖，西至禄丰，北至东川，南抵通海、华宁。
1955年，晋宁石寨山的发掘揭开了滇文化的神秘面纱。随后，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等遗址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古滇国的认识。
剽牛祭祀铜扣饰。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滇最大……有邑聚。”1956年，石寨山M6墓出土的“滇王之印”金印，不仅印证了司马迁的这一记载，更确立了滇国在西南夷中的核心地位。
从宁波博物院“吉金万里”特展可以看出，古滇国青铜器的艺术特色在于写实与狞厉并存。
与中原青铜器以抽象纹饰为主不同，滇国青铜器以写实风格闻名，生动再现了古滇人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及对外交流的情景。
其中，贮贝器是滇文化独有的器物，用于贮藏作为货币的海贝。器盖上常铸有立体雕塑，展现出驯马、祭祀、战争等场景。
比如展览中的“驯马场面铜贮贝器”，就刻画了贵族监督奴隶驯马的画面，细节栩栩如生，堪称“凝固的历史”。
铜扣饰则是滇国贵族佩戴的装饰品，题材涵盖狩猎、祭祀、动物搏斗等。
像“剽牛祭祀铜扣饰”，就生动表现了众人合力制服公牛的惊险场面；而“七人猎豹铜扣饰”，则展现了人与猛兽之间的生死较量，充满力量感与狞厉之美。
七人猎豹铜扣饰。
滇人善于将动物形象融入器物设计，如蛇首形青铜叉、蛙形銎铜钺等。这些器物不仅实用，还承载着滇人对自然的敬畏与崇拜。
蛇首形青铜叉。
滇国青铜器不仅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还吸收了中原、北方草原、岭南乃至东南亚的文化元素。
例如：滇西保山地区出土的青铜兵器带有缅甸文化特征；文山地区的金腰带饰与北方草原风格相似；滇东南的铜鼓与广西骆越文化一脉相承。
黔桂地区——夜郎与骆越的青铜风采
贵州是夜郎古国的核心区域，其青铜文化以赫章可乐遗址、威宁中水遗址为代表。
夜郎的青铜兵器极具特色，如“曲刃铜矛”，其四翼设计可扩大伤口，增强杀伤力，展现了夜郎人高超的铸造技术和尚武精神。
铜矛。
广西骆越文化主要体现在铜鼓与羊角钮钟。广西是“铜鼓之乡”，铜鼓不仅是乐器，更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
展览中的“鸟纹铜鼓”鼓面饰有太阳纹、翔鹭纹，与三星堆的太阳崇拜遥相呼应。
羊角钮钟。
另一代表性文物是“羊角钮钟”，其造型独特，常用于祭祀。广西花山岩画中描绘的骆越人随铜鼓与钮钟起舞的场景，生动再现了古代百越民族的礼乐文化。
从三星堆到古滇国——西南青铜文明的溯源与联系
三星堆与古滇国虽相隔千里，却存在诸多文化关联。
比如，在太阳崇拜上，三星堆的“太阳神鸟”与滇桂铜鼓的太阳纹饰，均体现了对太阳的共同信仰。
又比如，在动物主题方面，三星堆的青铜神树、鸟形器与滇国的蛇、蛙、虎等纹饰，均源于自然崇拜。
而在技术交流上，两地青铜器均采用分铸焊接工艺，显示出技术传播的可能。
“吉金万里”特展展厅里人头攒动。
这些联系表明，早在商周时期，西南地区已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形成了密切的文化网络。
“吉金万里”特展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一幅西南地区融入华夏文明的历史长卷。
从古滇国的写实艺术到夜郎的狞厉兵器，从骆越的铜鼓到三星堆的青铜人头像，这些青铜器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鸟纹铜鼓。
正如此次展览策展人、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王方所言：“这些文物如同棱镜，折射出中华文明在西南的独特路径。”
而今，它们跨越千年，在宁波这座“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焕发新生，向世界讲述着中国青铜文明所蕴含的开放与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