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浩
随着“特朗普2.0”时期的开启，美国正进行一系列战略性调整。包括举行美日澳印四国外长会、宣布提高对华关税、强化美日同盟并与菲律宾等国挑动南海局势。其内核一方面是在全球进行战略收缩，以“新光荣孤立”的灵活地位，操控“大欧洲平衡”框架；另一方面是在亚洲强化以海权为基础的“印太战略”框架，提升亚太盟国战略地位，平衡中国和亚洲大陆的制度化合作进程。这一系列行动，正给中国周边外交带来新的挑战。
对此，笔者认为，中国应在亚洲整体性制度化合作基础上，推动“融和”发展的周边外交。所谓“融和”，是一种温和舒适、共存协调与融洽和谐的状态，强调国家间建构和睦相处、守望相助，互惠协作、汇聚共荣的关系，通过区域内国家和机制的协同，形成共进退的整体性框架。这与华盛顿当前所鼓吹的、对周边国家“兼并式”扩张的周边战略有本质不同。
历史上，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长期维持着共生、共存、共荣的稳定秩序。维护自身安全与发展是亚洲国家对周边外交的共同诉求。中国的“周边外交”，并非追求以中国为核心、以周边为外围的亚洲秩序，而是与周边国家共同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大家园。因此域内各国需要对周边关系进行共同而统筹的治理，相互深度“融和”。
中国周边外交的“融和”发展，是在多层次制度建设的维度内，与周边国家进行多元化、跨领域、由内而外、兼容并蓄的深度合作进程，具体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基础设施通道建设。包括中老铁路开通、中俄跨境桥梁建成、中吉乌铁路即将开工、中越标准轨铁路项目确定、穿越喜马拉雅山脉的中尼铁路勘测完成在即……中国面向周边的大通道建设与对接正加速、全方向推进。而中越、中哈吉、中俄、中老泰等跨国高速公路建设与规划也在顺利进行，这都为“融和”周边、互联互通奠定了交通基础。
第二，生产领域复合链接。中国与周边经济体间，目前已通过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联动，以垂直和平行产业分工聚合，形成了世界经济结构中地位突出的“东亚经济板块”。
第三，金融货币互换支付。中国与主要周边经济体都已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网络支付覆盖范围不断扩大，金融领域合作也在周边稳步推进。
第四，能源供给跨国联结。随着中俄、中哈、中缅油气管道开通，中巴油气管道正在建设，这些能源合作为中国内陆的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中国也通过与一些相邻国家构建跨境电力贸易体系，有效缓解了它们电力不足或不稳定的问题，解除了工业发展的后顾之忧。
第五，安全领域协调合作。中国与周边国家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超越传统安全利益的差异，努力推进包容性的安全对话与交流的机制化多边合作进程。同时，持续开展打击“三股恶势力”的合作，联手应对毒品、走私、洗钱等跨国犯罪，协调应对自然灾害和保障生物安全。最近中方与泰缅等国开展铲除网赌、电诈毒瘤的深度合作，这种跨境协作与联合执法的方式，使法治对犯罪的威慑得到扩散，助力周边区域的安宁与发展。这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基于安危与共的需要、求同存异的共识和协调互助的努力，以一种建设性的亚洲安全模式，共同为维持区域内长治久安创造的良好合作局面。
第六，人员互访社会相融。中国一直是周边国家和地区游客的重要来源国。而随着中国优化免签政策，游客往来成为拉近民众关系的重要渠道。此外，外籍劳工和技术人员来华工作、国人出境开展项目合作和技术指导，也在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民间交往不断加深。
第七，“博览会外交”细化产业链接。在对象上，中国举办的博览会面向全球，尤其是“全球南方”，如南宁的“东盟博览会”、昆明“南博会”、宁夏“阿拉伯博览会”、乌鲁木齐“亚欧博览会”，涵盖了主要的周边区域。而在领域上，广州“广交会”、上海“进博会”、北京“服贸会”及各类行业和高科技博览会，则将中国与周边国家生产、科技、生活深度对接。
总之，“外交为民”的服务宗旨，在中国的周边外交中越来越得到体现。中国与周边各国通过外交合作，努力践行和衷共济与守望相助的亚洲传统，探寻多元共生和互利共赢的亚洲方式，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亚洲国家相处之道，既使周边关系提质升级，更为建构新型国际关系贡献了东方智慧。中国近年来提出的发展、安全与文明三大全球倡议，每一项都可以通过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制度化合作与“融和”式发展加以落实，在古老的亚洲大陆形成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交流互鉴模板，成为全球合作的楷模。（作者是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